他本是北宋的宰相，却被金人强迫戴上了沉重的皇冠；他身披龙袍却胆战心惊，连皇帝的自称都不敢用；他，在位仅32天就迫不及待地“退位让贤”，只求能保住性命。
他就是北宋末年的张邦昌，一个充满矛盾和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。他究竟是苟且偷生的“宋奸”，还是忍辱负重的忠臣？这段短暂的“伪楚”王朝，又隐藏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？
张邦昌，字子能，河南南阳人。年轻时是乡里间出了名的才子，聪明好学，勤奋不辍。元符三年，他通过科举踏入仕途，起点是“瀛州教授”——宋代的一种学官，负责管理学校课程、考试等事务，品级不高，并无多少实际权力。
谁能料到，这位看似平凡的起步者，日后竟能一路攀升至宰相之位，甚至还上演了一出短暂却惊心动魄的称帝闹剧。
在官场沉浮十余载，张邦昌历任校书省正字、曹州通判等职。大观四年，他迎来仕途转机，以中书舍人身份随兵部尚书出使高丽，官阶显著提升。
但好运并未持续太久，政和二年，因训导失职被连降两级，外放汝州。这次挫败让他深刻体悟到官场的风险，从此行事愈发小心。他很快掌握了生存之道：紧跟上意。他抓住机会，率先提议将宋徽宗朝的各种“祥瑞”制成旗帜器物，巧妙地歌颂徽宗治下太平盛世，天降异彩。
这记马屁拍得恰到好处，宋徽宗龙颜大悦，张邦昌随即被调入礼部任侍郎，并兼翰林学士。尝到甜头后，他将“八面玲珑”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，在朝中左右逢源，官位步步高升，距离权力顶峰越来越近。
时局剧变，个人沉浮岂能自主？
正当张邦昌的宰相梦即将触手可及之时，北方金军的铁蹄踏破了北宋的安宁。靖康元年，金兵二次围困都城汴京。内忧外患之下，北宋朝廷乱作一团。大臣们分裂为主战、主和两派。李纲等人力主抵抗，而王黼一派则倾向妥协。
后世往往将主战视为忠勇，主和等同怯懦。然而，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宋徽宗早已吓破了胆，匆忙将皇位传给儿子宋钦宗赵桓，自己则仓皇南逃。在这种混乱局面下，朝廷对于战和始终摇摆不定。
金人兵临城下，提出要求，要宋朝派遣亲王和宰相前往金营议和。张邦昌当时是朝中主张“求和”态度最为坚决的大臣之一，于是，这个烫手山芋落到了他头上——被任命为河北路割地使，陪同康王赵构去金营充当人质。
据载，张邦昌接到圣旨时畏惧金人如鼠，竟如丧考妣般哭哭啼啼地进了金营。一路上，他泪流不止，反倒是年仅十九岁的赵构显得更为镇定，甚至出言斥责他。
在金营中，一次宋军的突袭行动更让张邦昌吓得当众大哭，极力辩解。赵构的沉着冷静反而让金人起了疑心，认为他是假冒的皇子，提出要用肃王赵枢替换。宋钦宗无奈应允，赵构得以侥幸脱身，张邦昌则继续被扣留。
不久，因宋钦宗试图策反降金的辽国贵族被告密，金太宗大怒，再次挥师南下。靖康二年正月，汴京城破，徽、钦二帝被俘，“靖康之耻”发生，北宋灭亡。
金人虽胜，但当时自身社会形态尚处于奴隶社会晚期，无力直接统治中原广袤土地。他们想出一个策略：在当地扶植一个汉人傀儡政权，由他们控制，负责搜刮财富，同时也能离间宋朝残余势力。
金人选中了听话且易于控制的张邦昌。他们下令，限汴京留守的宋臣三日内推举一位异姓者为帝，否则便要屠城。消息传来，“都人震恐”。一些大臣起初不从，仍上表请求立赵氏宗室，触怒了金人。
在屠城的威胁和汴京父老乡亲的苦苦哀求下，众人无奈，只得推举张邦昌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载，张邦昌听闻自己被推举，对同僚哭诉：“你们自己怕死，却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”他百般推脱，装病不起，甚至以自裁相胁，誓死不从。
然而，面对满城百姓的性命，他最终只能“泣涕从之”，勉为其难地接下了这个烂摊子，建国号“大楚”，史称“伪楚”，相当于被迫当上了“宋奸”。
惶恐的“皇帝”，归位的臣子
尽管黄袍加身，张邦昌却丝毫没有皇帝的自觉与威严。他深知此位来路不正，内心充满恐惧与抗拒。《宋史》记载，他刻意避开皇帝惯用的紫宸殿或垂拱殿，选择在偏殿文德殿办公。御座不按规矩朝南，而是朝西放置。他自称“予”，绝不用“朕”。发布政令称“手书”，而非“圣旨”。
出行不设全套皇帝仪仗。尤其重要的是，他坚决不受百官跪拜。若有官员为巴结而行大礼，他必定“东面拱立”，弯腰还礼。凡此种种，无不说明他对这个皇位毫无主观意愿。短短一个月后，金军掳着徽、钦二帝及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准备北撤。
身为“楚帝”的张邦昌，竟身穿丧服，率领文武百官，向着被俘二帝的方向遥拜送行，当场痛哭流涕，伤心欲绝。
同时，他也展现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政治智慧：他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金军统帅提出留下一万金兵帮他“巩固统治”的“好意”。
并且在金人撤走前，他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，如“不毁赵氏陵庙”、“罢括金银”、“存留楼橹”、“借东都三年”、“乞班师”、“降号称帝”、“借金银犒赏”等，竟也多得到了金人的同意，为之后赵构的重建保留了一些基础。
金军前脚刚走，张邦昌立刻行动起来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天下，稳定人心。紧接着，他派使臣谢克家带着传国玉玺，火速赶往当时的南京应天府，恭请在外领兵的康王赵构回来继承大统。
同时，他恭请元祐皇后暂时垂帘听政，主持大局，自己则以太宰的身份退居内东门的资善堂。随后，他更是亲自赶赴应天府，向赵构痛哭请罪。据说，赵构当时曾表态，答应不再追究他们这一干人等。
然而，政治的残酷远超张邦昌的预期。赵构登基，建立南宋，是为宋高宗。甫一登基，以李纲为首的大臣们便纷纷上书弹劾张邦昌，称其为篡逆之贼，请求处死。
赵构起初或许还顾念张邦昌的“退位还政”之功，算是他能顺利即位的首席功臣，仅将其贬为节度副使，安置于潭州。
但“伪楚皇帝”的标签终究太过刺眼。不久，便有人告发，说张邦昌在位时曾与宋徽宗的某位嫔妃有染，更有人进言：“邦昌已僭逆，岂可留之朝廷，使道路目为故天子哉？”——一个曾经的“皇帝”活在世上，对新朝廷来说终究是个隐患和尴尬。最终，赵构下诏罗列罪状，将张邦昌赐死，终年47岁。
回顾张邦昌的一生，从一个寒门学子，凭借才智与钻营一度跻身权力中枢，却身不由己，被推上一个自己极度恐惧的位置，最终仍难逃悲剧结局。
说他胆小懦弱，似乎符合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。说他心存忠义，他后来的还政于赵、乃至为保全汴京百姓而“屈就”似乎也能佐证。他是一个被巨大历史力量裹挟的个体，在国破家亡的绝境中挣扎求生，却终究未能摆脱牺牲品的命运。